做最辛苦的北漂，住地下室10年，他终于被权威认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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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14日，《东北虎》上映，

在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，

它拿到了最高奖“最佳影片”。

影片讲述在鹤岗发生的复仇故事。

章宇、马丽、郭月主演，

除此之外的主要演员，

都是导演耿军的发小、亲戚和朋友。

耿军在鹤岗长大，

中专毕业后到北京务工。

在过去20年的电影创作里，

他几乎以一人之力，

徒手创造了华语电影中的“鹤岗宇宙”，

草根野生、风格生猛、审美精良。

剧组成员从2个到100多人，

从被批评“没天赋”，想销毁处女作，

到获得各大国际影展的肯定，

耿军横冲直撞着，

撕开一个小人物的叙事。

撰文 洪冰蟾 责编 倪楚娇

耿军所走的人生道路，乍一听极为艰辛和传奇。

不是电影专业出身，确切地说，只有中专学历。家在黑龙江鹤岗，父母养鸡，往上倒几代，没有一个搞电影的，家里也没有文艺氛围。从鹤岗到北京打工，为了活下去，租便宜的半地下室住，做宾馆服务员、速冻水饺销售、广告业务员。

开始拍电影是因为得了肺结核，死之前还没拍上一部电影，他不甘心，就拉了两个拍婚庆的人当摄影，一天给他们80块钱。耿军的老朋友兼“御用素人演员”徐刚说，那时就是“他硬导，我硬演”。

耿军今年46岁，是个中年人了。光头、壮实、衣着朴实，长相不是慈眉善目那一挂，面无表情的时候，看起来不太好惹。

他是个狠角色，19岁做的梦是“拍胶片电影，在大银幕上放起来”。但是一没学历，二没家底，三没关系，就这么赤手空拳地闯荡。从毛头小伙闯荡到中年，仍然没房，没车，没成家，却还在继续拍，把赚的钱都花在电影上。

在电影圈里，耿军的才华和能力，很早就被看到。

2003年，他27岁，用DV拍了个短片《散装日记》，北京电影学院的张献民教授赏识他，说片子有趣，挺乱来，没什么规矩。后来的几部作品，每拍必入围电影节，鹿特丹、圣丹斯、台湾金马奖……影迷总喊他“东北罗伊·考里斯马基”，他早已成为中国独立电影的中坚力量，成为会在华语电影史里留下痕迹的那种人。

然而很多人知道他，还是因为近期《东北虎》的获奖和上映。

2021年6月，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颁奖礼上，《东北虎》入围多个奖项，但一晚上颗粒无收。只剩下最后一个，也是最高的“最佳影片奖”没宣布。坐耿军边上的徐刚觉得:“完了，陪跑的命运，再次重现。”然后听到台上喊：《东北虎》。

耿军有些手足无措。他把奖杯攥在手里，稀罕地看上几眼，举起来，又很快放下。这是拍电影20年来，他在中国大陆拿到的第一个主流电影奖项。这20年，除了《东北虎》里用章宇、马丽、郭月这几个职业演员，他的演员班底一直相当固定，都是他的发小和朋友，被称为耿军的“鹤岗宇宙”。

这一帮40多岁的东北大老爷们，在台上哭的哭，懵的懵，抱着对方的大脑门亲。镜头对准耿军的脸，有点像笑，又有点像哭，用他的话说：“亮出纯真的目光和孩子的微笑。”

耿军在鹤岗长大。鹤岗是煤城，但下矿太危险了，他父母就养鸡，卖农副产品来养家。

他学习成绩不好，除了语文，基本都放弃掉。和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相似，他长发飘飘，听崔健、黑豹和披头士，读余华、贾平凹、王朔、巴尔扎克，还有《大众电影》。1995年，他从粮食中专的俄语专业毕业，但当时对俄贸易形势不好，毕业即失业，断了去俄罗斯赚钱和找女朋友的路子。

19岁那年，摆在鹤岗青年耿军面前的，大概是这么几条路。要么在家里帮爸妈养鸡，要么冒险去煤矿下井，要么在本地谋份安稳工作，一个月挣不到450块。要么就去外头打工。

但他窝在家里搞了一年的创作。他买了一本“教学笔记”，每天写剧本到夜里2点。妈妈夜里起来查看鸡窝，以防鸡被黄鼠狼叼走，看到大儿子还在奋笔疾书，说：“咱们家要出作家。”

20岁，他决定去北京，用自己的方式接近电影。兜里揣着600块钱和剧本，一到北京，直奔中戏，去找夏雨的班主任。他当时看姜文的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觉得夏雨读书的地方，就是一个搞电影的地方，想找夏雨来演他的戏。

后来他辗转去找北影的张丹老师，被告知，这还不能称之为剧本。但可以来学校旁听。600块钱很快就用完，他不好意思问家里要钱，必须找工作养活自己。

在90年代的北漂追梦浪潮里，用耿军的话，他成了“在京务工人员”，北京则成了“我的房东”。

直到前几年，耿军社交平台的简介还是：五道口宾馆服务员。后来因为是外地人，他率先被宾馆辞退，转而开台球厅，台球厅赔钱，又去广告公司、报社。有一段时间，他满城跑，给《北京晚报》卖建材广告，内容是塑钢、塑窗和橱柜。这期间，他一直在电影学院蹭课。

耿军的发小张志勇，当时在济南做酒店领班，去北京找耿军。一进门，就看到一张能睡十个人的大通铺，屋里住着好多人，都是怀着梦想来北漂，但找不到工作。“耿军像个大哥一样，养着他们，包房租，还给点晚饭。”

世纪之交，数码时代来了。吴文光拍出《流浪北京》，贾樟柯拍出《任逍遥》。一个人拿一台DV，就可以拍出电影了。不过，动辄1万多的DV，对当时的普通人来说，还是要咬咬牙才用得起。

2001年，耿军得了肺结核，很严重，只好回鹤岗养病。他觉得自己肯定要死了，都26岁了，临死前得拍一个电影。他就拖着病体，每天吃30多片药，在家里写《山楂》的剧本，找了两个婚庆公司的摄影，再找当地的朋友来演。

徐刚就是其中一个被拉去的演员。他和耿军同岁，在鹤岗做体育老师，当时两人刚认识没多久，但徐刚愿意陪他“疯”，以感谢他的“救命”之恩。

当年徐刚去北京找朋友张稀稀玩，喝多了酒，朋友砸了别人的出租车。没砸车的徐刚被人给捅了，胸口哗哗淌血。

只见过一面的耿军来医院，“像个大哥一样”，一进来就把其他人一顿骂。接下来的一个月，耿军白天上班，下班坐车到医院，给徐刚带饭，然后随便找个地方一躺，早上四五点钟买好早餐再去上班。徐刚从此认下了这个兄弟。

耿军得肺结核回鹤岗后，徐刚记得他大口大口地吐血，整天抱个大水壶喝水。一听他说要拍片，二话不说就来帮忙演。

“咱俩都不挑（对方）毛病，什么节奏什么呼吸，什么走位什么机位，全不知道。”徐刚说，“靠的是鲜血凝成的友谊，虽然他没揍我，我没揍他。”

拍电影前，耿军看那些导演在台上侃侃而谈，“很生气，挺不愤。我用脚拍都能拍明白，你们都拍不明白还坐那说。”拍完《山楂》后，旁人让他别再拍了，没有天分，“脆弱的心灵就粉碎性骨折”，他知道拍电影没那么容易，因为自觉太烂，他就假装自己没拍过这个片。

缓了两个月，他还是没放弃，接着在鹤岗拍短片《散装日记》，讲东北小城青年的困境。剧本是回家一下午写的，演员还是身边的哥们。

2003年初，《散装日记》在第一届国际DV论坛拿了个鼓励奖，张献民、贾樟柯和张亚旋作为评委，看到了耿军的片子，挺喜欢。这是耿军第一次得到肯定。

从那时起，耿军一直保持着小规模的、精耕细作的拍法，拍得极慢，剪得更慢，一点点打磨。他说他是一个笨拙的人，“到现在也没办法以特别专业的方式进入一个电影。”

拍第一部长片《烧烤》，他直接搬进朋友的地下室去蹭剪辑软件，一住就是半年。

第二部长片《青年》，制作整整花了两年半。他那时候一个月能挣四五千，需要工资收入来支持电影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做后期，“熬完夜去上班恍恍惚惚，走路要扶着墙，我怕车给我撞着，车如果撞着我的话，这个片就完不成了。”

到2013年短片《锤子镰刀都休息》，拍摄团队从两个人增至四个人，只有一台佳能、一个三脚架、几个定焦镜头、几个聚光灯和LED灯、几块用来遮光的布，靠简陋到极致的装备，拍了16天，夺得金马最佳短片。

入围金马最佳剧情片的《轻松+愉快》，花了50天，据说其他导演20天就能拍完。

《东北虎》的剧组已经有一百多人，拍了接近60天，有时候一场戏要拍两天，一个镜头拍四十多条，后期剪辑又将近一年。

不光是工业流程，他也找不到合适的姿态进入资本市场，以前他直言：“我跟资本没关系。”拍电影费钱。文艺片找不到投资，那就只能掏空自己的口袋。所以，他存不住钱，基本都投进电影里。

《散装日记》花了3000块在五道口租了台DV。《烧烤》花了5000块拍，他身上总共只有7000块钱存款。《青年》直接花光所有的钱，家里还贴补了2万块。

徐刚、张志勇、薛宝鹤这些演员，跟耿军拍了那么多部，直到《东北虎》，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收到片酬。“他就是压根也不给你钱。”徐刚笑着说。他们哥几个都有自己的工作，给耿军做演员，不是为了挣钱。

《轻松+愉快》，钱不够，甚至开了众筹，抽奖礼物是二手玫瑰乐队主唱，耿军的好友梁龙赞助的两台iphone6。耿军自己的手机，也是梁龙送的iphone6，用得太久，梁龙实在看不下去，又给他换了一台iphone12。

2017之前的十年，耿军在天通苑租了一个半地下室，一半在上面，一半在地下。后来被迫搬出，到通州租了一个两居室，现在还住在那里。

偶尔，张志勇他们到北京找耿军，几个人挤在两张床上，轮流给其他人买菜做饭，喝酒吃串，看电影听音乐，像一个梦幻大龄男子宿舍。

耿军说他早就放弃世俗性的追求，不买房是不想被月供绑架，不买车是因为还得找地方停。

他认为这是对自己“最负责任的选择”，只有放弃这些，“才能有一点自由”。他眼里的责任与自由，都是向着电影的。20多岁这样过日子，40多岁还这么过。

《东北虎》的几个主要角色，都面临着中年危机。

章宇饰演的徐东，偷情时说自己“人老色衰，经济衰败，就剩一个看似稳定的家庭了。”妻子美玲怀孕，他即将成为父亲，为了多赚点钱，他白天晚上干两份工。

马丽饰演的妻子，怀着孕呢，发现丈夫衣服上的黄头发。结婚几年，情感关系逐渐平淡，她想要挽救自己的婚姻。

张志勇饰演的马千里，房地产投资失败，破产后和妻子孩子分开，讨债者成天上门要钱。

人到中年，看似平静的生活里，处处是定时炸弹。有一句台词是：“坚强，约等于狠。”年轻时那股狠劲快被磨没了，中年人能做的，不过是被现实逼退到角落时，坚强地挺着。

耿军20岁的时候，做饺子推销员，有一次，淋着雨，一包饺子都没卖出去，一分钱没挣着，还发了高烧。回到厂里吃饭，看到厂长边上坐着最好看的两个女工。

“我就觉得这帮中年人太恶心了，这帮蠢货，我们有机会一定要把这帮中年人干翻。现在我们就是中年人。”

2004年他拍《青年》，里面是血气方刚的叩问和迷惘，为爱情服药自杀，为友情跟人干架，为生存从建筑工地摔下来脑袋开花，这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

2018年拍《东北虎》的时候，他和这帮老哥们“腮帮都开始往下耷拉”。徐刚和张志勇有了下一代，他们开始接送孩子，辅导孩子写作业，面对着家庭责任的种种难题。

快乐单身汉的时候，徐刚抽12块一包的烟。结婚了有小孩，只抽得起3块钱一包的哈德门。“这咋整，捉襟见肘，烟越抽越剌，我得研究挣点钱。”徐刚说。

耿军没有结婚，但变化的感觉并不是没有。他去办一个证件，要收240，却只能开160的发票。他问为什么不开240？对方反问，你要不要办？他想：“要跟他在那儿干一仗？”后来还是忍了。

他们的状态成了把憋屈和苦楚吞下去：“让一让，忍一忍，把脚收一收，中年就要过来了。”

《东北虎》里，徐刚饰演的罗尔克说：“我的身份很复杂。”这是徐刚自己在现实里说的话，他是开挖掘机的，做宿管老师的，做演员的，还是丈夫、父亲和儿子。

每一个普通的中年人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都在这样多重身份的夹缝里喘着气。耿军带着一点哭腔说：“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有点像一个药捻，点着点着马上就要到头了，它是一个哑炮还是会爆炸。不知道。”

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，在每况愈下的现实难题面前，希望是什么？要捍卫的是什么?

耿军的电影里，人们会在冰天雪地的东北，向往温暖的南方：“我在南方，永远嬉戏，不出来。”

耿军去过海南，大失所望。“有点像来到了东北的夏天。”早上去找海南早点，满耳全是东北话：“大哥快进来，豆腐脑。”

徐刚回忆起20年前，耿军第一次喊他拍电影，“稍微扒门缝看一眼长什么样。”到了现在，他觉得做老师、开铲车，一下就看到头了，但电影好像没有止境。

“我就想在银幕里面，永远嬉戏，不出来，一直奔放下去。”

以下是耿军的讲述：

大概十年前，过春节的时候，我在我们鹤岗的中心站，碰到了我的好朋友徐刚。等车的人并不多。有人拎着礼盒去串门拜年，徐刚在那空着手。

我说：“刚哥，是干嘛？”

他说：“我要去趟新华镇。”

我说：“你去看亲戚吗？”

他说：“我家狗让人弄死了，我要去干那个人。”

下着碎雪，衣服领上、皮衣上，头发上都是，刚哥冒着气在那等中巴。

隔了一年，我动笔写《东北虎》的剧本。一上来写的就是这个场景：一个人在要去复仇的途中，他跟他要干的那人，跟仇恨的距离，只有40分钟车程。

男主角徐东36岁。一开始在学校做体育老师，完了后来转成宿管老师，晚上上班。白天有时间，在工地开铲车，想让自己的奶粉钱稍微充裕一点。

妻子快临盆，让徐东把狗送人。徐东把狗交给马千里养，马千里把狗吃了。徐东找马千里复仇的过程里，发现马千里被讨债者逼入绝境。

《东北虎》其实讲的是复仇的故事，从仇恨点燃到被化解掉的一个故事。我想讨论，是愤怒的力量大，还是宽容的力量大？

章宇饰演的徐东，完完全全以我的好朋友徐刚为原型。

2012年写剧本的时候，我跟徐刚都是36岁。到2018年12月开拍的时候，我和徐刚都40多了，腮帮都开始往下耷拉，演不了36岁。所以我就找了年轻一点的两个演员，章宇和马丽。

章宇看到剧本，知道他要演徐刚，说原来刚哥有这么好的经历。到了鹤岗，他跟着刚哥学开铲车。跟着刚哥勇哥去喝酒，熟悉当地人喝酒之前、喝酒之时和酒后热烈的和静默的状态。

一开始好几次都不敢喝多，他想观察，到后来他想融入到气氛，就敢喝多了。

有时候，酒桌上大家吃饭吃着，完了之后还有两菜没上，刚哥就说别上了，直接打包给学校里的孩子们带回去。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外地打工，其实就是留守儿童。章宇也跟着去学校，感受刚哥每天干什么活，跟孩子们怎么聊天。

而且他试着像刚哥一样不抹护肤品，想让自己的面色和质感跟我们当地这几个演员，一眼望去是一样的。

我的前几部电影，有人说里面的演员都是东北的山珍。我说那几个哥们都是山珍里的蘑菇。后来我跟章宇说，你到鹤岗去，你得变成一只蘑菇。这电影演完，他问我，导演我变成蘑菇了吗？我说，你现在变蘑菇了。

章宇完全融进去了，跟他们长在一片地方。

马丽的戏份并不多，但她支撑了这个电影。

和马丽见第一面就基本定下来。我定她演，她定她来演，一拍即合。她说她是表演专业的，毕业之后跟林兆华演话剧，后来演喜剧被观众熟知，但她不但能演喜剧，而且能尝试其他她感兴趣的角色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最正常的诉求。

她看剧本的时候会跟我讨论，我说咱们先把造型给定下来。然后可以看一个电影，叫《三块广告牌》。完了她说，科恩嫂这个角色很棒啊。我说你这个角色也很棒。我们先把人物认同感聊清楚了，然后走进这个人物的内心。

在这部戏里，马丽完全是一个正剧的表演方式。前提是不做夸张和变形，而是常态里的提炼、省略和放大，建立在真实冲突和真实心理上，是从日常的认知里激发出来的幽默。

至于大家讲话都慢半拍，是我觉得跟一个人真心地说话，需要提防，提防要动心眼，要想一想再说。我把想一想的物理时间，在电影里边给留了出来。

2012那年夏天，我带着一台摄影机到上海动物园，拍了45分钟的东北虎。人们围着它看，它也偶尔看一看人。《东北虎》里的东北虎19岁，老虎最多能活25岁，19岁相当于暮年，电影里说动物园是它一生的归宿。它是幸福的。

电影里，在徐东三十五六岁，他想起19岁那年，青春最好的时候，妈妈背着发烧的他去小诊所。妈妈说，未来可好了，我们一起挺过今天，明天可有意思了。

19岁那年说的明天，不就是现在吗？现在真的可有意思了吗？

暮年和青年两个生命状态，一个在安乐窝里，另一个在妈妈背上，年华这东西，就在那放着。这其实是我对这个世界的，算提问吗？算叹息吗？

我19岁的时候在鹤岗熬夜。房间里边有一个台灯，每天写剧本到夜里边2点多。

那个时候我想去北京，心气特别足，就觉得大地在我脚下，我写的剧本可能会拍成胶片电影，在大银幕上放起来。

19岁那年就觉得明天可有意思了。

1996年，我带着600块钱，从鹤岗到北京。

那个时候，北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谜。所有的能人都在这，叶蓓、老狼、羽泉、姜文、谢飞……在故乡的时候，他们在《大众电影》里边，在磁带里边；到了北京之后，他们仍然在电视和报摊上。他们到底在哪儿啊？

北京太大了，坐车一块钱一次，两站也要一块钱，这个车换那个车，不到一个月就把钱花完了。一个年轻人，太渺小了，如果在这儿挣不到生活费，还得想办法凑一张车票，回到原籍。

我不想花家里边人的钱，要养活自己。想用自己的方式靠近电影，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但在这么大的地方，你不想看别人脸色，除非你是盲人。

但这些毒打对我来说不太可怕，比待着强。我觉得世界上最累的事是待着，不是奔波。

天通苑的半地下室，我住了十年，月租1700。

冬暖夏凉，根本不用开空调，然后有一半窗户在地上，下午1:30到3:30，两个小时是有光的。客厅大到可以玩轮滑，我来20个朋友都能坐下。那地方特牛，感觉特好。

2004年，我回鹤岗拍《青年》，找我的发小演。等《青年》真正完成，我已经到30岁。监制张献民老师说，你拍完青年，是不是得拍中年，拍完中年就得拍老年。好像说得对。

经常有人说，人过了30岁，会跟以前不一样，我过了30岁，就没觉得我跟29岁有什么不一样，我找半天找不着，特别苦恼。

还有人说四十不惑，我天哪，这种话就完全不信。到了40，我迷惑得一塌糊涂——我从哪来，我到哪去，我来干嘛来了，我干这东西有意义吗？开玩笑，我跟以前一样想不开，一样纠结。

所以到了40多岁拍《东北虎》，我就想描写一下，《青年》里我这帮朋友，中年生活会怎么样？会遭遇什么？他们的境遇和会我的互相映射。

以前觉得，到中年，我就死了得了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活到28岁死了，完了之后别人说：“那个人好像是个天才啊。”

上了40岁，钙流失或者眼睛花，这种体力和认知上的变化，我身上都没有发生。

我就觉得，啊，我可能是晚熟。

因为东北人晚熟，我们那边冷，水稻一年只有一季，杨树比其他地儿长得慢。所以人家16岁就懂事了，我26岁才懂事。我今年46，相当于人家36。

我也没有世俗性的困惑，因为我30出头就放弃掉了，追求不到的东西就放弃掉。

我不应该去买房子，完了之后还月供，我就成为房奴了。我不应该有个汽车，有汽车我可能没地儿停。

有时候会跟自己拉锯：所有开车的人，都有地停，你怎么会没地停？然后又跟自己说：很麻烦。我不应该过那样的生活，那样的话我就什么也干不了了，我彻底不需要这些，才能成为我自己，才能有一点自由。

我父亲特别逗，他给我发了一个燕郊房大掉价的短视频，问这是真的吗？我估计他在劝我，燕郊离北京那么近，咱买得起的话，是不是买一个？

我在北京生活，攒钱拍电影，没有给他们带来特别多麻烦，我不会掏空他们的养老金，去买个房子，不干这种不自知的事。

父母觉得我不顾现实，对自己不负责任，但我觉得这个是对自己最负责的事。

但我还是想得太乐观了。一看身边的朋友，我们真的是到了中年。到了上有老下有小，夹在中间的时刻。他太忙叨了，不能停下来。

我就知道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你知道吗？

那种时间不多了的感受，有点像一个药捻，点着点着马上就要到头了，它是一个哑炮还是会爆炸，不知道。它危机重重，我们承担的事更多，接触点就更多了，哪个点都有可能变成危机。我觉得中年太有意思了，比青年还趣。

我现在生活在北京，北京是我的房东，而鹤岗是我的乐园，是我的情感归属。我创作的时候，一次也没有想起过北京。

鹤岗对于我来说，就是街上那些冻得有点“嘶嘶哈哈”的人，出门露出两只眼睛，零下三十几度只能动动眼珠。我努力走上走一小时，从脚底就往上热，寒冷就开始变得美好。

晚上五六点钟开始喝酒，身体暖和起来，脚踩在地上，开始有点软，走在街上一看，冻僵的表情也活跃起来了，这一切挺美好的。在酒精的帮助下，我们跟这个世界和解。

《东北虎》里，我说伤感，没意思。这话的前提是我伤感。

里面的每个人物都有独处的时刻，马千里在炕上吃炸带鱼，诗人罗尔克矗立在动物园看老虎，徐东骑着摩托驮着狗皮，小二拿着风筝在雪地里等，下一时刻是什么？

下一时刻是他们互相遭遇的时刻，有的带着仇恨，有的送来暖心的问候，有的走向和解。大家都在生活的河流里面，有的地方平缓一点，有的地方湍急一点，有的地方交错纵横。我想把这些伤感的人，往回拽一拽，劝住我自己，别伤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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